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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察股观经\造楼越多造人越少 放开生育效果有限

2019-12-03 04:24:16大公报 作者:李迅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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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:生娃后的“保养费用”不断上行 中新社

 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:造楼越多,造人越少。高度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已建成摩天大楼,分布在10个国家或地区。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粗出生率水平全部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建设的摩天大楼越多,反映在一定条件下,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模式越显著,经济集聚越加速。经济集聚过程中,带来经济因素和社会环境的激烈变化,就会在改变民众的生育观念。\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

  近日有媒体宣称,“到2019年11月17日为止中国出生人口1016万,距离2019年结束还有一个多月,按今年的月出生人口,剩下的一个多月预计新出生的婴儿不到100万,那么2019年的出生人口约为1100万。”

  也有学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出生人口数据,以及《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》公布的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,提出“如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的出生人口1523万是准确的,我们认为2019年的出生人口不太可能跌到1200万以下。反之,如果2018年的实际出生人口像《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》显示的仅有1362万,那就不能排除2019年的出生人口只有(甚至不到)1200万。”

  非均衡发展趋严重

  其实,无论2019年出生人口是1200万以上,还是1100万左右,出生人口向下的趋势是毫无疑问的。根据现有数据推算人口出生数量,可能是人口学,尤其是人口统计学的范畴。而本文尝试换个视角,从经济学的范畴,来探讨人口出生减少的趋势性特点。

  结合联合国公布的《2019年世界人口前景》报告和全球高层建筑数据库公布的高度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已建成摩天大楼数据,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特点,这100座摩天大楼分布在10个国家或地区,而这10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的人口粗出生率(通常指一年平均每千人中出生人数的比率)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

  例如中国、阿联酋、美国所拥有的摩天大楼数量,均超过10座,而人口粗出生率也只有10%至12‰的低位水平。中国与美国接近,但令人意外的是阿联酋,人口粗出生率竟较中国还低1.5个百分点。

  总的来看,这十个国家或地区,拥有目前世界最高的100座已建成建筑,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粗出生率水平,无论是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,或是与所在区域相比,均明显偏低。尤其是韩国,最高的100座已建成建筑中,拥有4座,首尔的乐天世界大厦排名全球第五,但人口粗出生率水平已经非常严重了。

  据韩国统计厅最新统计,今年三季度,韩国的新生儿总数和生育率均创下历年同期最低水平,继去年是全球唯一一个生育率跌破1.0的国家后,今年可能创下更低纪录。

  生育作为一种生物过程,理论上一个妇女的最高生育力能够达到15至20个孩子。但这种最大的生物潜能,无论古今,都没有在绝大多数人群中实现过。这说明,生物因素只是给生育提供可能,但要把可能变为现实,还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因素的制约。

  影子价格持续加增

  而笔者认为,建设的摩天大楼越多,反映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,政府通过非均衡的发展模式,将资源向城市集中,经济向心发展到极限状态的一种外部显化。经济向心的发展过程中,必然带来经济因素和社会环境的激烈变化,就会在不同阶段改变民众的生育观念,经济向心程度越高、生育欲望越低。

  孩子是家庭内部父母生产的“家庭品”,孩子虽不像市场商品那样有明确的市场价格,但却可以有“影子价格”,通过影子价格来表现家庭抚养孩子的“机会成本”。而民众的生育行为,又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行为,面临着公共资源的竞争,进而获得“市场收益”的多少。这就会导致在不同阶段,将生育视作是购买“耐用生产品”、“耐用消费品”还是“奢侈消费品”。

  可分三个阶段来解释:

  第一个阶段,将孩子视作“耐用生产品”:在经济比较落后的阶段,生育一般是个人收益大于个人成本,但小于社会成本的行为。也就是说,民众生育得越多,就能够越多抢占公共资源,使自己获益更大。如果没有政府行政行为的介入,“多生”将会成为个人(或家庭)的理性选择,生育类似于家庭拥有“耐用生产品”的过程。

  第二个阶段,将孩子视作“耐用消费品”:当经济发展程度到了一定阶段,例如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,往往是通过非均衡发展模式,通过将资源向城市倾斜,带动经济的增长。伴随着经济实力增加,例如建立了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,为了赡养老人而生育许多孩子的好处减少,这促进了生育率的下降。

  第三个阶段,将孩子视作“奢侈消费品”:伴随着非均衡发展模式,资源在向城市集中的同时,抚养孩子的“机会成本”也会被相应推高。例如义务教育和上大学越来越普遍,在拉长教育年限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,也提高了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。另外,养育孩子或生育更多的孩子,常常意味着家长放弃获得更赚钱的职业或收入流。因此,即使有政府介入,民众也会去衡量收益与成本,当收益小于成本时,理性的民众也不会倾向于“多生”。这个阶段生育及抚养孩子,则相当于购买“奢侈消费品”。

  生育成本挤出效应

  耐用消费品往往是指那些购买之后使用寿命相对较长,可多次使用的消费品,由于购买次数较少,因而导致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决策更加慎重。如果把孩子也视作“耐用消费品”,那么与购买汽车一样,生娃也需要支付相应的“购置费用”(夫妻结婚)、“保养费用”(居住养育)。而更值得关注的是,生娃后的“保养费用”是在不断上行的。

  先是居住费用。按照Wind公布的数据,截至2019年10月,一线城市居住价格为4.1万元左右。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7月31日公布的《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 城乡面貌显著改善─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》报告,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。简单计算,一线城市家庭每增加一个人的住房成本在160万元左右。2018年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四个一线城市,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致在6万元附近,按夫妻两人算12万元。那么增加一个人,所需要花费的住房成本,相当于夫妻两人十三年的可支配收入。

  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教育文化与医疗卫生的费用。现阶段,教育文化娱乐的价格增速仍然保持在高位,这就意味着,家长在为孩子购买教育资源上,要支付越来越高的价格,即使“消费量”不增加,但实际的负担仍然是在加重的。而医疗保健支出价格的回落,或许跟2018年以来国家医疗保障局推进的药品带量采购有密切关系。

  若将孩子视作“耐用消费品”而非“耐用生产品”的角度来观察,粗出生率水平的降低,是在城镇化乃至城市化导向过程中,民众对“收入与成本”综合考量后的必然结果,城镇化水平越高,越会挤出民众的生育意愿。从这个角度讲,“全面放开生育限制”的单个政策,只是在政策上做“松动”,表明积极态度。

  但解决问题的核心,是要抬升民众的生育欲望,这就需要综合政策体系来支持,尤其要防止“大城市病”,降低居住、教育、医疗等成本,至少不能让生娃变成购买“奢侈消费品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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